「风雅变古今 “ 大钱学” 视野下的钱锤书研究」全文+后续

钱锺书对曹葆华浪漫主义诗风的讥评

钱锺书对民国时期清华校园诗人、现代派诗人曹葆华的新诗集《落日颂》所作的评论此文原载《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1933年3月1日），以曹葆华诗集名称为题，收录于《钱锺书散文》，第94—10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是他唯一的新文学作品论，也是他唯一的新诗评。

《落日颂》是曹葆华的第三部诗集严格地说，《落日颂》其实是诗人的第二部诗集，因为他此前出版的诗集《灵焰》（1932）基本上是其第一部诗集《寄诗魂》（1931）的浓缩本。可参看《诗人翻译家曹葆华》（二卷本，陈晓春、陈俐主编，上海书店，2010）的诗歌卷，其中收录了《寄诗魂》《灵焰》《落日颂》《无题草》等诗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于1932年，表现出一贯的澎湃峻烈的浪漫主义诗风。钱锺书的诗评从风格、修辞、情调、结构、神秘主义内涵等多个方面对曹葆华的诗艺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评说。其评价以否定为主，其中包括“冲动女人的作风”、“镶金牙的诗”、“文字强奸”、比喻“陈腐”等评语，虽然是有的放矢，却未免有失厚道。不过，钱锺书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对于曹葆华诗风的转变与诗艺的提升应该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后者于1937年出版的《无题草》与《落日颂》相比，冲动的作风大为收敛，更注重意象的经营、用词的精准，诗境也更为深邃，呈现出从粗放的浪漫主义趋向深沉的象征主义的显著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诗评还对“拜伦式的态度”以及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我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主张汲取东西方圣书里的“苍老的智慧”钱锺书：《钱锺书散文》，《落日颂》，第101页。，主张人与宇宙、人生的和解，劝勉浪漫主义诗人从“消灭宇宙”的狂热转向“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同上。，其批判锋芒直指曹葆华所效仿的郭沫若那种“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之类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冲动，俨然是一篇反浪漫主义（anti-romanticism）的诗学檄文，与艾略特、白璧德等西方反浪漫主义者堪称同调。

遗憾的是，钱锺书的这篇诗评却没有受到当代新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诸多探讨曹葆华诗歌艺术的学术论文对其只字未提。如孙玉石先生全面探讨曹葆华对新诗贡献的长文《曹葆华的新诗探索与诗论译介思想》一文，详尽引用了曹葆华同时代学者、作家（如闻一多、朱自清、朱湘、吴组缃、李长之等人）对《落日颂》及其他诗集的评价，却没有提及钱锺书的评论文章。孙玉石先生的论文刊发于《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期，第56—63页。除了孙先生的论文，其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曹万生《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张洁宇《曹葆华与中国“现代派”诗歌》（《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均未引用钱锺书的诗评。收录于《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中的《对自我的探究和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吴晓东）、《曹葆华诗歌之“梦”》（吴晓东）、《论曹葆华清华时期的诗歌创作》（张玲霞）、《“京派”：“清华三杰”之一——曹葆华》（沈用大）等文，也均未引述钱锺书的评论。吴晓东在为《诗人翻译家曹葆华》所作书评《场域视野中的曹葆华》（《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9日11版）一文中，简要介绍了钱锺书的这篇诗评，惜因篇幅与体裁所限，未展开讨论。深入解读这篇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新诗评，有助于阐明钱锺书对新诗人曹葆华所作评论的得失，以及他对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鲁迅称之为“摩罗诗派”）的批判立场和对神秘主义的推崇，从而深化中国新诗发展史研究与西方浪漫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一“产生两极现象的诗人”

曹葆华（本名宝华）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1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他在读书期间出版了三部诗集，文名颇盛，直追闻一多、朱湘，有人甚至赞誉他为“校园唯一诗人”沈用大：《“京派”：“清华三杰”之一——曹葆华》，《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第270页。。他的《落日颂》出版于1932年11月，收诗41首，最后一首名为《落日颂》，全集即以此为题，正可以涵盖诗人那种悲凉愤懑的心绪、“灵魂的饥饿”语出曹葆华《落日颂》里的第一首诗《告诉你》：“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顽梗，我的/狂妄，我是全为着灵魂的饥饿不能不这样。”（《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18页），《叹息》中有类似的说法：“我从前常对月/沉思，向着默默的苍空吐出吁嗟，也因为这灵魂的饥荒无法满足。”（《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36页）所谓“灵魂的饥饿”，应是指对永恒和天堂的渴望。另需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落日颂》中的诗句，均出自《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以及为灰暗的尘世唱挽歌这一主题。《落日颂》出版之际，钱锺书尚在清华外文系就读，低曹葆华两届。相对于李长之、春霖、芳中等同学师友的恭维、热捧或委婉批评参阅芳中《评曹葆华著灵焰落日颂两集》（原载《清华周刊》第38卷第12期，1933年1月14日）、李长之《介绍与批评“落日颂”》（原载《清华周刊》第39卷第4期，1933年4月5日）、春霖《评曹葆华的落日颂》（原载《清华周刊》第40卷第3、4期，1933年11月13日），均收录于《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其中芳中一文的发表时间早于钱锺书对《落日颂》的评论。，钱锺书的评论可以说是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大有魏晋名士纵才使气、放言无忌的遗风。

他认为，在新诗领域，有一种“产生两极现象的诗人”，“这种诗人好比几何学中的垂直线，他把读者两分（bisect）了：读者不是极端喜爱他，便是极端厌恨他；他绝不会让你守淡漠的中立。谁是绵羊（sheep），谁是山羊（goat），井井然分开了，不留下任何tertium quid”（拉丁文，意为第三者，此处可译为中间地带——作者注）。《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钱锺书所谓“两极现象”，也就是读者反应上的两极化：要么极喜爱，要么极厌恶，没有调和的余地。钱锺书指出，曹葆华就是这样一个会在读者中激发两极现象的诗人，并且是这类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他从来没有碰到“公平无偏颇的批评”《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4—95页。。造成这种截然对立的审美反应的主要原因，则是这类诗人的创作风格。钱锺书借用司空图的“诗品”（诗的风格类型）这一概念评价说，这类诗人的风格“常使我们联想到一阵旋风，一团野火，蓬蓬勃勃的一大群强烈的印象”《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在现代诗人中，除曹葆华的《寄诗魂》《落日颂》之外，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胡风、蒋光慈等人的诗歌也会带给读者“一大群强烈的印象”。这种“旋风野火”式的诗风，有点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豪放”这两种风格类型。不过，与“雄浑”这一品相比，“旋风野火”式的诗歌虽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的气势，却无“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空灵韵致，与“豪放”这一品相比，这类诗歌虽有“观花匪禁、吞吐大荒”的气概，却无“由道反气，处得以狂”的超然自在。司空图对“雄浑”“豪放”二品的品评，见司空图著、郭绍虞集解《诗品集解》，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重印本，第3—5页，第22—24页。因此，“旋风野火”式的诗歌风格不可称为“豪放”，只能称之为“粗豪”。钱锺书认为，作者的诗，无论如何不好，尚有“天真未漓的粗豪”（见《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曹葆华的《寄诗魂》《落日颂》里的多数诗歌即是“粗豪”的浪漫主义诗篇。

钱锺书评论《落日颂》的总体创作特点说：

在他的诗里，你看不见珠玑似的耀眼的字句，你听不见唤起你腔子里潜伏着的回响的音乐；他不会搔你心头的痒处，他不能熨帖你灵魂上的创痛——他怎样能够呢？可怜的人！他自己的灵魂正呼着痛。这种精神上的按摩（spiritual massage），不是他粗手大脚所能施行的。《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

为欣赏作者的诗，我们要学猪八戒吃人参果的方法——囫囵吞下去。用这种方法来吃人参果，不足得人参果的真味，用这种方法来读作者的诗，却足以领略它的真气魄。他有prime-sautière的作风，我们得用prime-sautière的读法。行气行空的诗切忌句斟字酌的读：好比新春的草色，“遥看近却无”；好比远山的翠微，“即之愈稀”。《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6页。

文中的“prime-sautière”，应为法文单词“primesautière”之误。“primesautière”是阴性形容词，用以形容女人的冲动。所谓“primesautière的作风”，即是“冲动女人的作风”。在钱锺书看来，曹葆华的《落日颂》是痛苦灵魂的呐喊，无暇顾及字句的锤炼、节奏的经营，无法熨帖读者的灵魂创痛，也不能唤起读者内心深处的美好感受。对于这种作风“冲动”“粗手大脚”的诗歌，不能“句斟字酌的读”，只能“囫囵吞下去”。

通观《落日颂》里的41首诗作，除《灯下》《山居小唱》《五桥泛舟》等几首较为平静、蕴藉之外，大多数诗歌确如钱锺书所言，虽然很有气魄，却不免有冲动、粗糙、流于叫喊之嫌：

现在我苦痛极了，没方法制止灵魂的呼叫；虽然我还把歌儿高挂在惨白的唇边，在瘦脸上画着迷迷的微笑。我现在真愿原始的洪水涨到人间，遍山遍野都有烈火焚烧，地球翻一个大筋斗，宇宙突然崩溃，日月星辰各向四方奔逃。我自己乐得个痛快的死，忘却这一世会遭遇生命的穷困，常把眼泪当作水吞，反欺骗着灵魂，说在苦难里能发见人生无上的奇妙。

——《告诉你》

我的本领只有是捧着天真，抱紧灵魂，在宇宙里追寻神秘的幻境，纵然雷霆声破山河，恶毒的虫蛇地上横行，一切星辰日月也摧毁消泯；我也只扯破衣袍，剐开胸心，呕出一朵诗花，粉化丑恶的生命。

——《莫笑我》

我求你，灿烂的神！要高登太空，把下界赫然照管；切莫像愚昧的庸主，沉入黄昏的怀抱，让黑夜闯进这辽阔的尘寰。霎时间鸱枭在空中闪翅，饥荒的鬼魂在坟园里呐喊；我悲恸的心又暗暗哭泣，如末世衰老的穷人，辗转沟壑，凄然叹息那暴君的凶残。

——《落日颂》

诚如钱锺书所言，曹葆华的特长在于“有气力”。这种气力是“原始的力”，也就是一种“不是从做工夫得来的生力”，类似于力士参孙（Samson）那种与生俱来的力量。《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在这种原始而强大的抒情力量、心理能量的作用下，曹葆华的诗歌呈现出“天真未漓的粗豪”和“笔尖儿横扫千人军”的气概。同上。在《告诉你》一诗中，诗人愤怒地诅咒苦难的人生，宁愿洪水席卷人间，宇宙突然崩溃，日月星辰摧毁消泯，在这天崩地坼的大毁灭中，绝望厌世的诗人正可以死个痛快；在《莫笑我》一诗中，诗人要剐开胸心，呕出诗花，祭奠丑恶的生命；在《落日颂》一诗中，诗人以华丽的笔触礼赞盛世的黎明，并祈求灿烂的神祇永照下界，令辽阔的山海草原永不沉入鬼魂出没的黑夜。读这样的诗，确实感到势大力大，热力逼人，也确实感到诗人使尽全力在呐喊。钱锺书对这样的抒情方式巧妙地批评说，诗人用力之大，有如“狮子搏兔亦用全力”《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又揶揄说，“有多少人有他那股拔山盖世的傻劲？他至坏不过直着喉咙狂喊，他从来不逼紧嗓子扭扭捏捏做俏身段……”《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所谓“傻劲”，所谓“直着喉咙狂喊”，恰恰揭示了诗人笔无藏锋、能放不能收的弱点。凡“粗豪”之作，其弊皆在于此。

司空图以为，唯“真力弥满”者，方可达“豪放”之境。参阅《诗品集解·豪放》，第22—24页。他所谓“真力”，产生于自然之道，是“由道返气”后形成的本原之力，不同于曹葆华那种源于本能与情感冲动的“原始的力”。“真力”需要修炼、需要涵养，运用“真力”抒情言志，绝非一味用强，更不是“直着喉咙狂喊”，而是“持之匪强”同上。、顺势用力。曹葆华所欠缺的，恰恰是积健为雄的“真力”，所以如钱锺书所言，他在写诗的时候，未能举重若轻，反而“往往举轻若重起来”，也就不免于“笨拙”。《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这就意味着，诗艺与诗境的高低本质上取决于诗人的修为；“豪放”与“粗豪”的高下之别，不仅是诗风上的高下之别，也是个人修为上的高下之别。

不过，相对于忸怩作态的“纤仄”（cultured triviality）之作《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钱锺书更喜欢曹葆华的“粗豪”诗风，他揭示自己的读者反应说，读曹葆华的诗，“至多是急迫到喘不过气来”，但“决不会觉得狭小到透不过气来”。同上。后一类诗歌自然是指忸怩作态的“纤仄”之作。至于当时哪位诗人写诗犹如“逼紧嗓子扭扭捏捏做俏身段”，钱锺书欲言又止，没有明说。但从他对新诗的关注范围可以推断出，这位诗人很可能是指徐志摩，所谓忸怩作态的“纤仄”之作，当是指《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1924）之类柔媚婉约的抒情诗。钱锺书很少评论新诗人，仅对徐志摩较多关注。他在早年的一篇书评中介绍说：“例如徐志摩先生既死，没有常识的人捧他是雪莱，引起没有幽默的人骂他不是歌德；温先生此地只是淡淡的说，志摩先生的恋爱极像雪莱。”（见钱锺书为温源宁《不够知己》所作书评，原载《人间世》第29期，1935年6月5日，收录于《钱锺书散文》，第157页）此外，《围城》里的前清“遗少”董斜川议论说：“新诗跟旧诗不能比！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见《围城》第三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83页）如前所述，钱锺书所谓“产生两极现象的诗人”，主要是指诗风“粗豪”的诗人，并不包含诗风“纤仄”的诗人，也不包括其他类型的诗人。事实上，读者反应两极化是比较常见的审美现象，如凡·高的画、达利的雕塑、嚎叫派的诗歌、周作人的随笔、流行音乐里的重金属摇滚，都是喜欢者极喜欢，厌恨者极厌恨，很难有调和的余地。由此可见，凡风格极为鲜明、个性化色彩极强的文学艺术类型都可能会在接受者中产生两极化的反应，并不限于以曹葆华《落日颂》为代表的诗歌类型。二《落日颂》形式、内容上的缺陷

在探讨了曹葆华的“粗豪”诗风之后，钱锺书对《落日颂》形式、内容上的缺陷进行了犀利的批评。他认为，《落日颂》里的诗篇多是“镶金牙的诗”，“有一种说不出的刺眼的俗”。所谓“镶金牙的诗”，是指字句装点不得法、未能与诗中描写的风景以及全诗的语境“圆融成活的一片”的诗歌，这样的诗歌就“像门牙镶了金”。《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6页。钱锺书指出，“镶金牙的诗充分地表示出作者对于文字还没有能驾驭如意”，“作者何尝不想点缀一些灿烂的字句，给他的诗添上些珠光宝气，可惜没有得当”：一方面，他没有能把一切字，“不管村的俏的，都洗滤了，配合了，调和了，让它们消化在一首诗里”；另一方面，他也没有能把修饰性的字句与“周遭的诗景”相烘托，所以会让读者感到突兀。在作者手里，“文字还是呆板的死东西；他用字去嵌，去堆诗，他没有让诗来支配字，有时还露出文字上基本训练的缺乏”。《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6—97页。

为了说明曹葆华用字不当，钱锺书甚至使用了“文字的强奸”这一严厉措辞。所谓“文字的强奸”，是指“强制一个字去执行旁一个字的任务”，也就是不顾一个字“原来的意义”而“信手滥用”，从而导致“文法上不可通”“道理上不可懂”。《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7页。

通观《落日颂》里的全部诗作，用字不当、措辞不当的情况的确比较突出，以下仅举数例：

剐开胸心/呕出一朵诗花，粉化丑恶的生命（《莫笑我》）

我再露出体魄，鼓起灵魂，去寻/宇宙里神秘的仙境（《我不愿》）

我握着心思，静立水边想照出我灵魂/本来的面目（《沉思》）

我摸着冰冷的胸怀，斜对/幽灯，叹息我这一生命运的乖鄙（《夜哭》）

那妩媚的影儿/也常闪照在我的左右

并且我每次挨近她身边，总不能/呈诉出一丝情曲（《相思》）

突然天门外/击下雷霆震聋两耳，猛烈的/电火烧闭了双眼（《黑暗》）

不得不望着青天，再仔细揣思/这冷落的人生道上值得几多流连？（《回清华》）

以上七首诗中的八个例句均有语病，其中“鼓起灵魂”“烧闭双眼”“握着心思”这三个词组明显属于搭配不当：勇气可以“鼓起”，灵魂无法“鼓起”；双眼可以灼瞎，“烧闭”就不通；心思可以揣着，一般不能“握着”。此外，“粉化”“乖鄙”“闪照”“情曲”“揣思”这五个怪词则分别是对“粉饰”“乖舛”“闪耀”“衷曲”“揣想”这五个常用词的生硬改造。如果以钱锺书的用字标准来衡量，“剐开”“鼓起”“握着”等词，以及“乖鄙”中的“鄙”、“粉化”中的“化”，均属不顾字、词原义而信手滥用，属于典型的“文字强奸”。在薄薄的一部诗集里出现诸多措辞不当以致“强奸文字”的情况，显然不能仅以诗风“粗豪”、无意雕琢来解释。从个人的创作素养来分析，诚如钱锺书所言，当时的曹葆华的确缺乏文字上的基本训练，否则不至于错谬频出。从社会文化的大背景来看，当时的新文化尚在成长之中，新诗仍未走出尝试期，现代白话也未趋于成熟，曹葆华并非横空出世、能够一举超越时代局限的天才，他在新诗语言上的幼稚、生硬、笨拙，也可以说是新文学“时代病”的体现。

除字句装点不得法、措辞不当等问题外，钱锺书还对《落日颂》中的比喻手法作出了否定评价。他认为，“作者的比喻，不是散漫，便是陈腐，不是陈腐，便是离奇”。换言之，《落日颂》中的比喻存在“散漫”“陈腐”“离奇”这三种弊病。他举例说，诸如“灵魂像白莲花的皎洁”（《沉思》），“举起意志的斧钺”（《想起》），“嵌妆（装）在琅珰的歌里”（《告诉你》），“落叶扬起了悲歌”（《灯下》），“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沉思》），“都算不得好比喻”。《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7—98页。虽然钱锺书没有明言这五个例子中包含的比喻存在何种弊病，但从具体内容来看：第一、第二个例子分别以白莲花、斧钺比喻纯洁的灵魂、强悍的意志，都不是诗人首创，而且在中外诗歌中屡见不鲜，应属“陈腐”之列；第三个例子其实是比拟手法；第四个例子应是以“悲歌”比喻落叶随秋风起舞的窸窣悲凉之声，虽然不算神妙，但还贴切，也不太常见，并无“散漫”“陈腐”二病；第五个例子以微弱的哭声比喻闪烁的渔火，表现出诗人心中淡渺哀伤的悲情，应该说是比较独到也颇有诗意的，而且以声音喻形态，不过是在暗喻中融入了通感手法，既不能算“散漫”，也不能算“离奇”。

概而言之，《落日颂》中的比喻的确存在诸如喻象陈腐、联想散漫等弊病，但钱锺书的评论也有失之散漫、失之主观之嫌，尤其是贬斥“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这一比喻，并没有太强的说服力。此外，“离奇”能不能视为比喻的弊病，也要看实际情况。一概否定所有“离奇”的比喻，既有违钱锺书本人对比喻、通感的立论，也有违他的充分肯定神秘经验的美学立场。钱锺书自己说过：“比喻正是文学语言的特色。”《读〈拉奥孔〉》，钱锺书《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42页。而善用“比喻”，也正是他的文学创作乃至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色。他笔下的妙喻往往通过将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意象接通在一起而出奇制胜地产生出奇妙的效果，钱锺书对此有一番精妙的论述：比喻的两方之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读〈拉奥孔〉》，钱锺书《七缀集》，第43页。。《围城》第三章描写赵辛楣初次见方鸿渐时，说他“傲兀地把他从头到脚看一下，好像鸿渐是页一览而尽的大字幼稚园读本”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50页。。粗看起来，我们的主人公“方鸿渐”与“大字幼儿园读本”似乎全不搭界，但作者偏把它们焊接在一起以表现赵辛楣的目中无人，可谓“离奇”而妙。

笔者以为，一个“离奇”而合理、能收“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之效的比喻就是妙喻，它凸显了诗人异乎常人的想象力，应该予以充分肯定。钱锺书之所以不喜欢“几点渔火在古崖下嘤嘤哭泣”这个比喻，应该是基于他的推崇“气概阔大（largeness）”之作《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讨厌“纤仄”文风的审美理念，这种理念与他的比喻双方“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的观点在对曹葆华比喻手法的评价中产生了矛盾，并压倒、遮蔽了后者。出现这种情况并不难理解，因为崇尚“阔大”气象、鄙弃“纤仄”文风是钱锺书的主导性审美立场，比喻须奇则是他的技术性观点，两者有主次之分。只不过，曹葆华的“嘤嘤哭泣”之喻恐怕应称为“纤秀”，而不能贬为“纤仄”。钱锺书在此多少表现出了才子型批评家那种个人主观好恶影响客观判断的通病。

在探讨了《落日颂》诸多形式上的缺陷或问题之后，钱锺书将批评锋芒指向了诗集的主体精神与情感基调。他评论说：

看毕全集之后，我们觉得单调。几十首诗老是一个不变的情调——英雄失路，才人怨命，Satan被罚，Prometheus被絷的情调。说文雅一些，是拜伦式(Byronic)的态度；说粗俗一些，是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充满了牢骚，侘傺，愤恨和不肯低头的傲兀。可怜的宇宙不知为了什么把我们的诗人开罪了，要受到这许多咒诅。《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8页。

钱锺书随后极为细心地指出了与“情绪少变化”这一缺陷密切相关的“结构多重复”“景物也什九相同”等问题。《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8—100页。通观《落日颂》中的41首诗作，愤懑不平、憎恶现世的情绪确是全集主调。钱锺书的评语相当深刻地揭示了曹葆华内心深处的英雄情结以及不惜毁灭宇宙的撒旦（Satan）式反抗意识。而“拜伦式的态度”的内核，即是英雄的孤愤与撒旦的反抗。对于积极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拜伦，有人赞美、喜爱，有人防范、排斥，如主张理性、节制的艾略特、白璧德等西方反浪漫主义者就对拜伦评价不高，而呼唤精神伟力的鲁迅则对拜伦推崇备至。鲁迅的《摩罗诗力说》（1907）是对拜伦、浪漫主义以及诗性反叛精神的礼赞。在这篇有如战斗檄文的名篇中，他将拜伦比拟为人类中的撒旦，并将其奉为“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派的宗主。他指出，摩罗诗派不为“顺世和乐之音”，而是“动吭一呼”，激发读者“争天拒俗”之心，“固声之最雄桀伟美者”。见《鲁迅〈摩罗诗力说〉》（赵瑞蕻注释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第14页。反观曹葆华的《落日颂》，充满了悲愤的呐喊和呼告，罕有“和乐之音”，实为末世挽歌，恰恰奏响了摩罗诗派的“新声”。钱锺书以“拜伦式的态度”概括其主体精神，当是有见于此。不过，钱锺书对“拜伦式的态度”显然比较反感，这就与鲁迅的热烈赞颂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甚至将其定义为“怨天尤人的态度”《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并与通俗小说中“薛仁贵月下叹功劳的态度”相提并论《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8页。，未免有失公允。薛仁贵为唐代名将，战功赫赫，威名素著，野史中却为他平添了一段月下叹功劳的段子，内有“摇旗吶喊之辈，尚受朝廷恩典，我等有十大功劳，反食不着皇上酒肉，又像偷鸡走狗之类，身无着落，妻子柳氏，苦守巴巴只等我回报好音”等牢骚、怨言，颇为庸俗、粗鄙，一代名将俨然成了市井逐臭之夫。详见如莲居士编、清宇等点校《薛仁贵征东》第二十二回“敬德犒赏查贤士仁贵月夜叹功劳”，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版，第230—235页。曹葆华的《落日颂》固然是不平之鸣，充斥着失意、失恋的痛楚，但和虚构的薛仁贵叹功劳相比，一为出尘之想，一为世俗算计，显然有质的区别。

司空图定义“悲慨”这一品说：

大风卷水，林木为摧。适苦欲死，招憩不来。百岁如流，富贵冷灰。

大道日丧，若为雄才。壮士拂剑，浩然弥哀。萧萧落叶，漏雨苍苔。《诗品集解》，第35页。

笔者以为，《落日颂》中的侘傺、愤恨近于“大道日丧，若为雄才”的苦闷，也近于“壮士拂剑，浩然弥哀”的苦痛，是一种凄怆惨烈的悲剧体验。诗人也俨然以悲剧英雄自居，绝非汲汲于一己得失的利禄之徒。然而，钱锺书推崇的是内心的和谐与静穆的美，对“精神排泄”式的冲动抒情钱锺书揶揄说：“在青年时代做诗不算什么一会事，不过是一种（说句粗话）发身时期的精神排泄，一种greensickness。”（《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2页）和浪漫主义诗歌中所谓“怨天尤人的态度”颇为鄙夷。这是他不喜欢拜伦的主因，也是他不喜欢《落日颂》情感基调的主因。正是这种主观上的偏好，造成了他对拜伦与曹葆华悲剧体验的“一个偏见”（借用钱锺书一篇散文的标题）。三“神秘成分”与“神秘主义”

在总体上否定了《落日颂》的艺术价值，并对“拜伦式的态度”加以批判之后，钱锺书对作者诗中的“神秘成分”予以了肯定，并且认为，“作者将来别开诗世界，未必不在此”《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

笔者以为，《落日颂》里的“神秘成分”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基督教世界观，二是星宿信仰，三是神秘爱情观。

《落日颂》开篇第一首《告诉你》开宗明义地宣告：为灵魂筹划“远大前程”是诗人的梦想和努力方向。《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15页。但不幸的是，他的灵魂极端“穷困”“饥饿”，为了让灵魂获得满足，他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老实说，我自己常常这样想，若是天地间真有米粮，可以供养灵魂的饥饿，恢复他往常的健康；那我用不着迟疑，也无须索想，立刻倾出我生命的所有，不管是走路的脚，吃饭的口，即使是生命的本身，我都愿意拿来换买，让灵魂迟得个畅快。让他在饥渴中享受一时的醉饱，就像那垂死的乞儿获得半碗白饭时所领略的狂欢。

与厌倦书斋的浮士德博士抵押灵魂给魔鬼以满足心中对爱情与建功立业的渴求相比较，诗人曹葆华可以说是反向以求，他是为了灵魂的满足而不惜抵押身体和生命。一部《落日颂》，即是苦痛灵魂的呼叫。很显然，诗人既肯定灵魂的存在，又将肉身与灵魂判然两分。在他看来，灵魂可以脱离肉身而存在，因此，他宁愿牺牲“走路的脚”“吃饭的口”乃至“生命本身”，以换买灵魂的畅快和狂欢，这是颇为典型的灵肉二分的观念，显然受到了西方基督教灵魂存在说与灵肉二分说的影响，又与“形尽神不灭”等中国传统神秘宗教的形神二分论相通。

除了肯定灵魂存在、灵肉二分，诗人的基督教世界观还包括对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肯定。在《假如》一诗中，诗人咏叹道：

假如有一天上帝降临，指出我生命里潜伏的厄运；说我将来纵呕尽了心血，也不能在缥缈的诗国中抓着永恒。那我就用不着惊疑，也不必候等，立刻招下半空的霹雳将我击雳……

……我早感觉爱情的幻灭，真理的渺冥，与人世间一切声色的纷纭；若不贪图灵魂不朽，我怎肯忍苦再向前进。

在第一节里，诗人召唤着上帝的降临，并将其视为人类命运的主宰者和判决者。这种对上帝存在的信仰，也出现在其他诗篇中。如在《悲欢》一诗中，诗人感叹道：“怎么这茫茫宇宙间/列着万千生物，上帝也敕令/收敛欢笑，拖曳着凄动的呻吟”；在《黑暗》一诗中，诗人“倒在人生/黑暗的道上，祈祷着慈悲的上帝”；在《祈求》一诗中，诗人吁求太阳“施用上帝的仁慈”踏海而去，令他能在幽暗里倾诉相思、等待恋人。与诗人对上帝的认信相呼应，是他的“灵魂不朽”意识。正因为相信“灵魂不朽”，诗人才会在历经“爱情的幻灭”、求索的苦痛以及“人世间的声色纷扰”之后，没有绝望，没有堕落，而是“忍苦再向前进”。

在相信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思想前提下，诗人以基督教世界观为主体精神，融合中西方神话元素，构造了一个瑰奇的想象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世外的“天堂”（《诀别》），也有“地狱的围墙”（《冤魂》），有赐人自由的“上帝”（《诀别》）、从云间送下嘱咐的“天使”（《忍耐》）、“九霄外的云鸟”（《想起》），也有盘旋天空的“死神的翼翅”（《夜思》《时间》）、举起“淫毒巨旗”的“魔鬼”（《悲哀》）。在这个世界里，还有神秘的天人感应。最突出的是诗人与星星的感应：

你终于要消沉了，我生命的兆星！今夜冷风吹扫着残叶，深林里的老鸦啼叫凄冷；我站在荒古的江头，眼含悲泪，仰视着太空的幽冥。

——《兆星》

呵，时间！你踏着阴影，追袭我的残年；又使枭鸟在树上聚谈惊人的预感。那颗星，我生命的主宰，已移步西天，将坠入无边的黑暗。

——《时间》

第一节中所谓“兆星”，即是第二节中主宰诗人生命的那颗星。这种人的命运由“兆星”预示和主宰的观念，类似于《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通过观察将星明暗判断人物命运，也令人联想到《水浒传》里的星宿下凡，体现了诗人的星宿信仰和宿命论意识，与基督教世界观相左。因为基督教主张，真理的依据是“基督”，而非“星宿之灵”。参见《圣经·歌罗西书》第2章第8节，中国基督教协会，2006，第385页。

此外，和多数浪漫主义诗人一样，曹葆华也在他的诗中热烈地咏叹爱情，尤其是神秘的爱情：

往常时这天地迷蒙着几层阴霾；……但是现在天空中豁然开朗，四面吹来百花的清香，群鸟吐出歌声，野兽跳得发狂，大地布满了红光，又浮荡人们愉快的欢唱。我不免默默抚心自问，是否神秘的爱情（她赐给我的）变换了宇宙的景象。

——《往常时》

……这时候我手持着竹杖，斜倚桥栏，正寻索生命里不可思议的过去。我怎么想播散青春，获取爱情，在灵魂上开放神秘的香花。

——《黄昏》

从上述诗句可见，诗人所向往的神秘爱情，是超越肉身相吸的灵魂感通，不但能够升华彼此的灵魂，令神秘的香花在灵魂上绽放，而且具有变换宇宙的伟力，令阴霾消散，群鸟歌唱。这样的爱情，超越了世俗，也注定会在世俗中幻灭。诗人哀叹道，在世俗中追求神秘爱情的结果是，“只把天真消失，认识了千古/孤独的凄悲”（《黄昏》）。由《落日颂》的题记可见，这部诗集是献给他的恋人陈敬容的，而且，“没有她这些诗是不会写成的”。曹葆华：《落日颂》题记，《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14页。笔者无疑妄断《落日颂》中的神秘恋人是否就是陈敬容，但陈敬容显然不同于引领但丁灵魂飞升的贝雅特丽齐。

综上所述，《落日颂》中确实包含着“神秘成分”，而且颇具规模，颇有系统，其思想底蕴也颇为深邃。但钱锺书指出，《落日颂》里虽有“神秘成分”，但尚未达到“神秘主义”的境界。《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原因在于，诗人的“自我主义”够伟大，压制了“神秘主义”精神。他辨析“神秘主义”与“自我主义”的区别说：

神秘主义当然与伟大的自我主义十分相近；但是伟大的自我主义想吞并宇宙，而神秘主义想吸收宇宙——或者说，让宇宙吸收了去，因为结果是一般的；自我主义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反客为主，而神秘主义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反主为客。同上。

质言之，神秘主义的实质是“反主为客”“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自我主义的实质是“反客为主”“消灭宇宙以圆成自我”。钱锺书虽然没有提到曹葆华所膜拜的中国现代浪漫主义先驱郭沫若，但他对自我主义所作的描述，俨然是对郭沫若的“我把全宇宙来吞了”“我便是我了！”之类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冲动的传神写照。钱锺书进而指出，“神秘主义需要多年的性灵的滋养和潜修”，曹葆华的诗艺如欲走向成熟，并在将来“别开诗世界”，就要克制自我主义倾向，培育神秘主义精神。《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101页。他劝勉诗人说：

不能东涂西抹，浪抛心力了，要改变拜伦式的怨天尤人的态度，要和宇宙及人生言归于好，要向东方的和西方的包含着苍老的智慧的圣书里，银色和墨色的，惝恍着拉比（Rabbi）的精灵的魔术里找取通行入宇宙的深秘处的护照，直到——直到从最微末的花瓣里窥见了天国，最纤小的沙粒里看出了世界，一刹那中悟彻了永生。

由此可见，曹葆华与真正的神秘主义者的最根本区别在于：一个是对宇宙、人生采取对抗、斗争的态度，用钱锺书的说法是“怨天尤人”，用鲁迅的说法是“争天拒俗”；一个则是力求人和宇宙、人生的和解。钱锺书崇尚的是天人和解、内心和谐，他因此摒弃拜伦式的对抗态度以及郭沫若的天狗式冲动，并劝勉曹葆华汲取东西方圣书中的“苍老的智慧”，从“咒诅”宇宙转向参悟宇宙，从“消灭宇宙”的狂热转向“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这不仅是对曹葆华的劝勉，也是对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众多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诗人的劝勉。他对新诗集《落日颂》的评论作为他本人的唯一一篇新文学作品论，既是反浪漫主义的诗学檄文，也是一个神秘主义信徒的诗学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