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么到的医院了。

这次，父母说，试一试我的骨髓。

我看着自己枣红色血液从绿色的血管里，绕过手臂，流到医生手里透明的小瓶子里。我感觉有很疼。但我没说。

没多久，医生出来告诉父母，配型成功了。

父亲和母亲都很开心，他们看我的眼神是从未有过的狂热和欣喜。就连失望一次又一次的医护人员，看向我的目光，都带有毫不掩饰的笑意。

我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跳，这是好事，为什么要将笑意掩饰？

可我就是笑不出来。

也只有我，我格格不入。

这是好事吗？我问我自己。

是的吧。我回答我自己。

是吗？

我不知道。

我有些发愣。我的骨髓匹配成功了！

我有点惊讶。毕竟我的脐带血也成功匹配了，其实也没什么好惊讶的吧？

说是惊讶，倒不如说是害怕。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在害怕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怕疼吧。

后来我躺在了手术台上，迷迷糊糊间我感觉，好像有什么冰冰凉凉的器械穿进我的身体。我似乎感受到一把极其纤细又锋利的小刀，划开了我白森森的皮，剖开了我金灿灿的肥肉，又割断了我赤淋淋的瘦肉。到最后，像是有一根好长好长的钉子震开了我的骨头。

一支好长好长的管子，穿过我的骨头，把我的什么东西往外吸取。像一台马力十足的蚊子抽水机。

我能清晰地感知到利刃在把我一层一层地剖开，但是我没有任何痛感，连蚊子叮咬的痛苦都没有。

我不知道是哪里出的问题，或许让我感觉不到疼痛的问题出在我的脑子。

我的脑子，从我躺在这里开始，就塞满了嚼过的口香糖。挤压、黏糊、又笨重。无论我怎么抖，都抖不出去。

我睁不开眼，或许说，我连眼皮都动不了。

睁不开，也闭不上。

只有一条缝。

但是就是因为那个「还没有一根头发丝粗细的缝隙」让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台「蚊子抽水机」，在我身体上辛勤劳作。

我透过那条缝隙，只能看见台上的手术灯。

我觉得那灯好生刺眼。高高在上的，可望而不可及，刺眼得像盛夏里正午的太阳。

我想去触摸，抑或说我想去拉扯，但我发现我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我闭上眼，直视灯光照回来的重影，穿过睫毛，穿透过一层又一层的堆叠。我分不清是真的光影还是我的错觉，我只感觉脑袋里昏昏沉沉的，就好像脑海里一片一片灰黑色的云，在缠绕，在交织，在拼凑。

我闭上眼，直视灯光照回来的重影，穿过睫毛，一层层穿透过一层又一层的堆叠。我分不清是真的光影还是我的错觉，我只感觉脑海里昏昏沉沉的，就好像脑海里一片一片灰黑色的云，在缠绕，在交织，在拼凑。

拼凑出了姥姥那张沧桑的脸。

云层堆积交叠的边缘，将姥姥脸上沟壑崎岖的皱纹都描得这么真实。

我似乎又看到姥姥在给我削苹果。

只可惜啊，我再也吃不到了。

姥姥是在去年冬天去世的，她去得很安详。就像是在炕上睡着了一样。

我还清楚地记得四岁那年的冬天不算寒冷，地上的雪，也没有前年铺得厚实。

我跟在母亲身后，一步一个脚印踩在白雪皑皑的冬日，雪嘎吱嘎吱地叫嚷着。山、水、天、地，至上往下，茫茫间都只剩下一种颜色。

姥姥就盘着腿，靠着窗，坐在炕上，右手里握着一把小刀，左手拿着苹果。苹果的皮褪了一半，果肉已经发黑，另一半的苹果皮悬在空中，和姥姥一样，纹丝不动。

母亲的哭喊声惊天动地，窗户玻璃上凝了的一层水珠，被震到一起，也闻之掉落。

像是同母亲一起，在无声地哭泣。